东西问·中外对话丨为何说中国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
本月5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撰文表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劲、政治上自信的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尔茨这一表态?为什么说一些人鼓噪的对华“脱钩”和对华“经济依赖”实属伪命题?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的政府首脑,朔尔茨又为何坚决反对“脱钩”?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邀请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李远和德国法兰克福金融管理学院中德金融经济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霍斯特·勒歇尔展开对话。
霍斯特·勒歇尔指出,德国总理朔尔茨反对任何形式的德中、欧中“脱钩”,他不久前访华“是一个好兆头”。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德专家谈朔尔茨访华:表明政商界愿与中国相向而行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远分析,“脱钩”和“对华依赖”被用作西方对华进行限制与遏制的政治说辞,反映了德国部分政客对中国不信任,甚至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他提醒,应当警惕这种主张通过西方媒体的夸大,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误导部分国家的对华政策。他强调,对两国来说,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维护持久紧密的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
对话实录摘编如下:
二十大后首位欧洲领导人访华,为何意义特殊?
中新社记者:德国总理朔尔茨访华,有何特殊意义?
霍斯特·勒歇尔:这是朔尔茨总理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他非常支持中德之间的商业和贸易往来。朔尔茨总理反对任何形式的中德以及中欧“脱钩”。最重要的是,距离上次国外领导人访华,并与中国政府对话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在眼下的困难时期,这是一个好兆头。
李远:近年来,美国一直试图向欧洲盟国施加压力,敌对中国,甚至同中国“脱钩”,这很可能会让世界再次分裂。中德都是冷战受害国,因此,两国都尽可能在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原则上,防止世界分裂。朔尔茨总理的访华之行能帮助欧洲各国追求相对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中德竞合创新可实现共赢
中新社记者:过去50年来,中德合作给彼此和世界带来诸多益处。而如今,德国媒体总是强调来自中国的竞争。中德企业还能保持双赢局面吗?还是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霍斯特·勒歇尔:过去5到10年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与中国的崛起和中国企业更强的竞争力有很大的关系。在最开始的二三十年间,德国公司在中国雇佣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来生产产品,再出口到世界各国。这种简单的商业模式利好在华德企。
当时,德国两大王牌产业——化工和汽车,面临的竞争不强,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如果一些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强,科学技术也日益成熟,那德国企业就会面临更多竞争,但我不认为德国企业会畏惧竞争,相反,它们可以抓住这次竞争的机会,和中国企业竞争合作来进一步发展创新技术。竞争就意味着生意,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
视频:【东西问·中外对话】德经济学家:德企应和中企竞合发展创新技术来源:中国新闻网
李远:50年前,中德两国打破冷战的铁幕,克服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建立了外交关系,这对打造多极化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事实证明,中德关系成果颇丰并会一直给两国人民带来福利。中德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的不到3亿欧元到2021年超过2300亿欧元,中国已经连续六年成为德国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德国已经连续47年成为中国在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今,无论是德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都给消费者提供了高品质的商品,同时也提供了投资机会和大量工作岗位。过去50年间,秉持互相尊重的精神,中德为不同社会制度、文化、发展阶段的国家之间的互利合作提供了典范。此外,两国都强烈支持多边主义,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合作,两国可以帮助世界找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的道路。
“一带一路”可为中德合作带来更大机遇
中新社记者:2023年将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第10个年头,如何看待其未来的发展?
李远:经过9年的快速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并已成为全球最大、范围最广的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在促进包容性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为中德合作带来巨大机遇。
2011年开通的首条中欧国际班列,连接了中国城市重庆和德国城市杜伊斯堡。我曾在杜伊斯堡生活过7年多,并开展了多个研究项目。我们发现中欧国际班列对当地发展,特别是对经贸发展方面有着积极影响。此外,铁路还对周边地区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我坚信“一带一路”倡议未来将为扩大欧亚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和联动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当地时间11月7日,首趟境内外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抵达德国杜伊斯堡接车仪式在杜伊斯堡举行。此趟中欧班列从中国西安始发,经亚欧走廊运行近万公里抵达德国杜伊斯堡。图为抵达的中欧班列。中新社记者 马秀秀 摄霍斯特·勒歇尔:杜伊斯堡地处德国西部,是德国的煤炭和钢铁工业重镇,后来由于德国经济经历结构性变革,不再发展煤炭业和钢铁业,这座城市受到了极大打击。杜伊斯堡的人们不得不去另寻谋生出路。而德中的这种联系,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体现,也很大程度上帮助杜伊斯堡重新稳定经济,杜伊斯堡现在的发展确实非常好。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对杜伊斯堡周边区域也有着积极的影响。
中国崛起为何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
中新社记者:近段时间,一些德国政客反复警告德企要降低对华依赖。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所谓“对华依赖”,这就是个伪命题。因为合作从来都是互利的,依存从来都是相互的。应当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脱钩”是否同样是个伪命题?
李远:“脱钩”和“对华依赖”被用作西方对华进行限制与遏制的政治说辞,反映了德国部分政客对中国不信任,甚至对中国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歧视。要警惕这种主张通过西方媒体的夸大,形成舆论导向,进而误导部分国家的对华政策。
中德互为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德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前景和巨大的潜力,在经贸合作纽带的作用下,中德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共同利益和愈发紧密的关系。在上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实力还不那么强大之时,西方国家对与快速发展的中国扩大经贸关系感到高兴,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也一直都在鼓吹国际贸易的好处。比如国际贸易会使所有贸易国的绝对收益增加,也会加深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提高冲突的机会成本,进而可以促进和平。
但目前,一些西方政客关心的却不是“大家都会获益吗?”,而是“谁的获益更多”。如果两个国家都采用这样的视角去审视其经贸关系,则两国关系易陷入零和博弈模式,并会导致冲突。
中新社记者:朔尔茨日前撰文表示,中国已成为一个经济上强劲、政治上自信的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的崛起,不是孤立中国的理由,也不是限制对华合作的借口。如何理解朔尔茨的这一表态?
李远:对部分鼓吹“脱钩”和“降低对华依赖”的德国政客来说,“同情”一个“弱中国”容易,但他们更应该做的是学会与一个“强中国”打交道。遇到问题需要相互尊重、对话协商,更需要推进更深层和务实的合作,在合作中扩大共同利益,在发展中破解难题。
中新社记者:中国喜欢用“务实”来形容德国的政治风格。怎样的双边关系才最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李远:理性是德国人的美德。政治家是理性的,默克尔在经济方面表现得很务实。德国应该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因为德国经济以出口为导向,海外市场是德国产品的最大市场。中德有许多共同利益。因此,中国的增长应该被视为机遇而不是挑战。但也请注意,中德之间存在许多差异。对于德国来说,要真正了解中国,并非易事。
如今,人们应该承认并拥抱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多样性。中德共同面临着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经济和世界长期和平等诸多全球挑战。我们需要对双方的分歧持开放态度,建立信任并相互合作,以解决这些共同挑战。
作者:彭大伟 陈雪莲
多地奋力冲刺稳增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突出做好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工作,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经济工作十分重要。当前,多地纷纷抢抓时间窗口,全力以赴冲刺经济稳增长,并为明年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 巩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 近一段时间以来,多地相继召开会议,释放奋力“拼经济”强烈信号,并提前谋划明年经济工作。 12月1日,河北省召开会议指出,当前各项工作已进入攻坚冲刺、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要扎实实施国家和省稳经济一揽子政策与接续措施,巩固经济回稳向上态势;12月1日至2日,河南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谋划明年经济工作,提出要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稳底盘、激活力、增动能,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12月2日,上海市召开座谈会,提出抓好重大工程建设,推动重点区域发力;也要着力锻长板、补短板、固底板。黑龙江省日前提出,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今年经济运行工作中的短板弱项,逐一谋划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 从具体抓手来看,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仍是“重头戏”。贵州省提出,要把产业发展摆在首要位置,坚定不移推动新型工业化,大力推进产业强省建设,全面增强优势支柱产业核心竞争力;福建省要求,强化项目攻坚,用足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专项债券、专项借款等,加快推进各类投资项目建设进度,谋划生成更多大项目,推动形成更多实物工作量;安徽省提出,促进消费加快恢复,统筹抓好促消费系列政策、生活服务业纾困等政策落地实施,加大汽车、家电等大宗商品促销,结合城市功能品质活力提升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近日,多个省份还纷纷“组团出海”拓市场,其中既有广东、浙江、江苏、福建等传统外贸大省,也包括四川、湖南这样的内陆省份。 四季度对全年经济运行十分重要。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部总监庞溟表示,各地区各部门应努力抓住四季度关键期、年初开局期、政策窗口期,全方位、多维度发力,巩固经济回稳向好态势。 把稳增长放在突出位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产业政策要发展和安全并举,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强,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 稳增长,要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兼研究院院长连平表示,明年我国经济依然存在下行压力,转型到了关键时期,需要紧紧围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将逆周期与跨周期政策通盘考虑和有机结合,统筹推进各项经济工作。 “经济增长与就业是同向关系,没有合理的增长,就业就不可能得到保障。稳就业和稳物价则可以共同保证人民生活水平。”连平表示,所有“稳”的前提是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因此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 稳增长,要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中银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在“三稳”和“四敢”。“三稳”是明年经济工作的重心,即稳增长、稳就业和稳物价;“四敢”则是“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四敢”导向有利于调动各方摸索试错的积极性,有利于推进经济发展。 “当各方都‘敢为’‘敢闯’‘敢干’和‘敢首创’的时候,活力和积极性就会被激发出来,中国经济就一定会好。”徐高说。 对于稳增长的预期目标,近期多位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建议。比如,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建议,明年应提出不低于5%的增长目标。由于今年基数低,如果明年上半年能够大部分或者全面摆脱疫情冲击的影响,各项稳增长措施落实到位,尤其是改革开放加大力度,稳预期、稳信心见到成效,实际增速还可能更高一些,应力争今明两年平均增速达到5%左右。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屈宏斌则撰文表示,明年我国经济的合理增长区间应为6%至7%。这个区间意味着在今年较低的增长基数上,明年经济明显恢复,今明两年平均增速有望达到5%左右,与2020年—2021年的两年平均增速持平。 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稳增长,要着力激发内生动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挖掘国内市场潜力,提升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庞溟认为,预计下一阶段的工作将针对社会有效需求偏弱的矛盾,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为支撑,重点着眼于扩大国内需求,以加快重大项目建设、促进制造业产业升级、扩大有效投资为抓手,以深挖潜、重视大宗消费、促进消费复苏为补充,通过稳定市场主体信心和居民部门预期、调动企业部门和社会资本积极性,推动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政策举措有效实施、接续发力。 连平表示,明年在出口面临较大下行压力和消费恢复仍可能受疫情影响出现波动的情况下,基建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将继续扛起“稳投资、促增长”大旗。较大的财政支持力度和较为充裕的项目储备,将成为明年基建投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两大支撑。随着技改投资和高技术投资需求的不断释放、民企经营状况的改善带动投资积极性的提升和金融信贷的大力支持,制造业投资也有望继续维持较高增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王军表示,要大力提振市场信心,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增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动力和活力。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诸多问题,核心一点是预期转弱,特别是民间资本对于未来的信心和预期不足。因此,2023年国家将更加重视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以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前,我国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我国应对冲击能力强、政策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并没有改变。随着经济政策更多向短期稳增长和长期促发展聚焦,更加注重激发各方活力,中国经济一定能加速回稳向好。”徐高表示。(本报记者 熊 丽) 中国网客户端 国家重点新闻网站,9语种权威发布 |